20多年來的經濟建設實踐證明，這一政策已經讓我們受益匪淺，并且還將給我們帶來無窮的收益。

　　在改革開放之初，由于在資金上嚴重匱乏，我們不得不采取“重商主義”的經貿政策，最大限度地招商引資，鼓勵國際貿易。

　　我們給外資以2倍以上的稅收 優(yōu)惠；我們特辟開發(fā)區(qū)，土地資源廉價得讓人難以想像；貸款利率低廉得令人垂涎；我們在很長時間內執(zhí)行更趨貶值的貨幣政策，為外資企業(yè)壓低生產成本打通了一道方便之門。

　　于是，我們在勞動力價格一直如此低廉的時候，有了巨大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貿易摩擦……

　　此外，由于來華建廠的外資多是兩頭（原材料和市場）在外型企業(yè)，資金的注入與抽離大多是恍然一瞬、難以把控的事，中國高速發(fā)展的經濟因為過高的對外依存度，實際上還隱藏著著巨大的隱患——假如洋人“撤資”……

　　今天，在舉杯歡慶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時，我們也在反思。

　　重新審視過去20多年的經濟發(fā)展模式，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經濟已經告別了過去一窮二白的窘境，中國土地上“富裕的種子”已經遍地發(fā)芽：我們有了燦若群星的富豪和難以計數(shù)的民間資本。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是否需要重新定位“外資”與“內資”的流向和用途了？

　　我們不能淪為“世界的藍領工廠”，我們要爭取經濟自主發(fā)展的主動權。

　　我們需要健康的、環(huán)保的、可持續(xù)的經濟模式，但首先還得明白，未來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問題是什么，中國經濟的深層動力在哪里？

　　這些都是事關中國經濟戰(zhàn)略安全與命運的頭等課題。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3月底，我們看到，中國的外匯管理政策終于出現(xiàn)了“內松外緊”的趨勢；7月，人民匯率形成機制出其不意開始變革；而據(jù)分析，此后，“兩稅并軌”、“人民幣利率市場化” ……也必將提上日程。

　　這樣一系列政策的出臺，意味著什么？

　　答案是，中國的招商引資戰(zhàn)略已開始轉型！

　　新方向：從重商到富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fā)展，中國的面貌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從1978～2004年，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9.4%左右，對外貿易年平均增長18%左右，2004年GDP總量136515億元，進出口總額11547億美元。

　　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不大，占世界經濟貿易總量的5%左右，人均量更低，但中國的經濟增量卻占了世界經濟貿易增量的20%左右。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貿易大國，在世界經濟貿易的發(fā)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穩(wěn)定國際經濟和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這也是全世界普遍關注中國，“言必稱中國”的根本原因。這些成績的取得與我們20多年來實施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和經濟貿易政策有很大關系。

　　“重商”政策弊端隱現(xiàn)

　　一般來說，發(fā)展中國家在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往往會低估本幣，引進外資，鼓勵出口，實行重商主義政策。

　　中國20多年的實踐再一次證明，在發(fā)展過程的前期，重商主義政策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不僅小國如此，即使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具有10多億人口的大國，也概莫能外。

　　近10年來，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4272.05億美元，占同期資本形成的平均比例達7.81%；中國的出口貿易增長很快，近幾年超過了30%，而外商投資企業(yè)出口的增長更快，從2001年起，在總出口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拉動力量。

　　然而，長期持續(xù)地實施這一政策必然會走到反面，出現(xiàn)弊大于利的結果。

　　一是近十年來，我們不僅保持了儲蓄大于投資和出口大于進口的雙剩余格局，從1994～2004年累計凈出口2818.4億美元，而且形成了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的態(tài)勢，2004年達到了1820億美元，帶來了匯率升值的巨大壓力。

　　二是貿易依存度去年已經超過了70%，出口依存度達到了36.9%，雖然由于匯率和GDP核算等因素的作用，對此無法做出準確的判斷，但分子(貿易)以3倍(30% : 10%)于分母(GDP)的速度增長，則是不可持續(xù)的。

　　三是引資和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了本已相當緊張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大了環(huán)境負擔，卻沒有帶來相應的福利增加。

　　芭比娃娃的故事盡人皆知，我們再講一個童鞋的故事。據(jù)有關方面專門調查，中國生產的童鞋供應沃爾瑪，在美國的售價最低是14.99美元，最高是29.99美元，而中國的出廠價只有5美元，扣除各種成本，一雙鞋只能掙20美分。

　　四是外資獨資化的發(fā)展，與本地經濟不發(fā)生聯(lián)系，形成孤島經濟，從最低端進入，沒有技術轉移，沒有功能提升，沒有價值創(chuàng)造。正如商務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所稱，外商投資在促進中國經濟貿易增長的同時，“帶來的結果是核心技術缺乏癥”。

　　五是加劇了貿易摩擦，惡化了我國經濟貿易發(fā)展的國際環(huán)境。

　　中歐紡織品貿易談判剛剛結束，取得了雙贏的結果，但在分享貿易合作的剩余中，中國所得的份額比較小。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尚未解決，美參議院甚至通過議案，向中國施壓，中國當然不能接受。

　　然而，美中貿易逆差占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的1/4(按照美國的統(tǒng)計)～1/6(按照中國的統(tǒng)計)，冷靜地看待我們的情況，是否也有授人以柄之嫌?

　　發(fā)達國家祭起貿易保護的大旗，與我貿易摩擦不斷，發(fā)展中國家也成為對我發(fā)起貿易摩擦的主體。今年一季度針對我國的6起貿易救濟措施調查，有5起是發(fā)展中國家發(fā)起的。

　　雖然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有大量逆差，在國際貿易中大家都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沒有什么“國際主義”可言，但中國出口的高速增長，是否也有點與窮伙伴爭飯吃的味道。

　　一般商品的貿易摩擦不斷，我們還可應對，如這次紡織品貿易爭端中針鋒相對地采取某些保護措施，而知識產權的貿易摩擦，我們往往無還手之力，僅一季度美國就對我發(fā)起了4起337調查，涉案金額超過60多億美元。

　　有人說，中國貿易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外資企業(yè)的貢獻，事實確是如此。

　　加工貿易早已超過了一般貿易，前者的增長也快于后者，今年以來，加工貿易進口的增長依然較快，加工貿易進出口中，外商獨資、合資占85%，其中90%是貼牌生產，而增長最快的數(shù)碼相機等產品，貼牌生產占到了98%。但這是在中國的外資企業(yè)生產的，是從中國出口的，我們的進出口統(tǒng)計是這樣計算的，我們的政策也是鼓勵的，在這個激烈競爭的世界上，是沒有人替我們認這個賬的。

　　總之，長期實施這一政策，造成中國經濟內外運行的嚴重失衡，集中表現(xiàn)為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的兩個雙向循環(huán)和雙向依賴。

　　在實體經濟方面，一方面是能源、原材料依賴國際市場大量進口，通過國內加工制造，完成生產循環(huán)，石油的依存度已經達到40% ；另一方面，產品又大量出口，在國際市場上實現(xiàn)“驚險的一跳”，完成從商品到貨幣的循環(huán)，貿易依存度已經達到70%。

　　在貨幣經濟層面，一方面大量出口和引資以及熱錢流入，增加了央行的外匯占款和貨幣供應，央行再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增發(fā)票據(jù)來對沖和回籠流通中過多的貨幣，形成國內的貨幣流通和貨幣循環(huán)；另一方面，增加的外匯儲備又存放在外國銀行或者購買美國國債，外國政府和企業(yè)再將其投資中國，形成國外的貨幣循環(huán)。

　　看來，中國目前的情況也許走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到了進行戰(zhàn)略調整，從重商主義轉向擴展內需，實行真正的富民政策的時候了。這樣論說，決非否定以往的巨大成績，而是著眼于未來的發(fā)展。

　　“富民”政策勢在必行

　　應當指出，增加收入，擴大內需，開拓和提升國內市場絕非權宜之計，而是事關中國長遠發(fā)展的戰(zhàn)略大計。如果不能盡快做出戰(zhàn)略調整和政策轉型，中國的進一步發(fā)展有可能失之交臂。

　　為此，首先要改變和拋棄一系列重商主義的思想觀念，諸如外資不能減少，出口不能減少，外匯儲備不能減少之類，把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加本國居民的財富積累，放在全部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的首位。

　　其次要調整和改變現(xiàn)行超國民待遇的激勵導向政策，包括出口退稅、貸款貼息、稅收優(yōu)惠，以及零地價、低地價政策。須知，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外國投資者的，是把國人的財富轉移給了外國人，而中國的發(fā)展必須主要依靠國人，不能寄希望于外國人。

　　再次，要下決心集中力量推進一系列深層次改革，取消一切歧視性安排和不平等政策，改變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場扭曲和行為扭曲，諸如，產品市場全面放開，而要素市場基本管制和高度壟斷；城市化進程中出現(xiàn)的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而人口遷徙的規(guī)模卻限制得很緊；政府規(guī)模膨脹和權力擴張，而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發(fā)育遲滯和受到壓抑等等。

　　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貿易才能繞過暗礁險灘，走上持續(xù)快速發(fā)展的坦途，我們也才能化解種種矛盾，逐步走向和諧社會�，F(xiàn)在不僅有了這樣做的需要，而且有了這樣做的可能。

　　經過20多年的發(fā)展，國內民間資本已經發(fā)展壯大起來，民營企業(yè)已經具備了籌措上百億元資金、投資上千萬噸鋼鐵、上萬輛汽車和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能力，體制和政策上的限制一旦放開，就會出現(xiàn)一番新的前景。(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