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金斯做中日“紅娘”

　　據(jù)介紹，這次與會的美方三位“領頭人”都曾經在國家安全系統(tǒng)任職：前國家安全副顧問史坦柏格(James B Steinberg)、前國安會官員杰弗里·貝德(Jeffrey A Bader)、前國防部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部長坎貝爾(Kurt Cambell)等。

　　中美智囊戰(zhàn)略對話的“第二管道外交”從1998年開始定期舉行，一般由重量級智囊機構承辦。但中美日的三方會談卻是第一次。

　　此間觀察人士指出，美國高度關切目前中日持續(xù)緊張局面，于是有了這次主動牽線，議題主要集中在東海能源以及臺海等安全戰(zhàn)略的討論。東道主是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袁明，該學院名譽院長為錢其琛。袁明現(xiàn)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外經貿部中美顧問小組成員，兼任美國紐約“亞洲協(xié)會”董事會董事及日本立命館亞太大學客座教授。故外界研判認為屆時中、美、日主管戰(zhàn)略的官員，可望列席會議。

　　據(jù)王勇教授介紹說，美方態(tài)度十分主動，并提出日方與會人士由他們去聯(lián)絡。下一步布魯金斯學會還準備在中國設立一個常設中心，促進兩國決策層的溝通。王勇認為，美國準備充當中日之間調和人的角色，美國并不會希望中日太靠近，但如果中日關系搞得太僵，對美國也沒有太多好處。

　　“第二軌道”為高層對話鋪路

　　中美日三方對話的倡議是與會者之一的坎貝爾提出來的。不久前，坎貝爾發(fā)表文章指出：如果中日因釣魚島或東海問題而發(fā)生實質沖突，美國將怎么辦？他認為，日本及中國都是美國投資及貿易方面的伙伴，如果他們爭執(zhí)必然損及亞洲經濟的發(fā)展，那絕對會使美國受到影響。

　　坎貝爾認為中美日三方在以下方面都有共同利益關切：都需要能源供應的安全；對抗恐怖主義；都希望朝鮮半島無核化；都希望和平解決領土爭執(zhí)；都愿見亞洲經濟繼續(xù)繁榮發(fā)展。

　　曾主持過與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的“中美安全對話”的現(xiàn)代院美國所所長傅夢孜向本報指出，坎貝爾十分熟悉中國事務，且擅長溝通工作。美臺之間防務會談就是在坎貝爾在國防部東亞事務副助理部長任內的推動下于1997年開始的。2000年由于北約轟炸中國使館事件造成中美軍事交往中斷，當年11月以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坎貝爾為首的美國高層軍事代表團訪問北京，為兩國恢復軍事交往邁開了一大步。

　　另一位與會者杰弗里·貝德曾在美國政府部門任職長達27年，且公職生涯主要集中在中國和東亞事務。他于2005年4月11日被布魯金斯學會聘請為中國中心主任。日前他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就指出，該中心任務不僅研究中美關系，且要研究能源、金融和中日關系等。

　　傅夢孜認為，布魯金斯學會具有戰(zhàn)略眼光，“二軌管道”將為戰(zhàn)略對話提供技術層面支持、及足夠的咨詢討論空間。

　　未來中美日“2+2+2”新模式

　　“機緣巧合”的是，一周后中美首次高層級對話即將在北京舉行。這將是美國與中國建交以來，首度舉行如此高層級的會議。據(jù)消息人士指出，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將于七月三十一日抵達北京參加這次會議；而大陸方面則由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領軍。

　　佐利克表示，這項對話的目的是要“超越議題”，亦即“登高望遠”，是“為了避免因為誤判形勢而導致危機”，從全面的角度面對兩國關系及對全球的影響。所以這項對話一方面是討論安全、經貿、能源等個別議題，一方面也是討論因為這些議題而產生的錯綜復雜的關系。

　　中美缺乏機制化的、定期的戰(zhàn)略對話。不像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亞太盟國那樣，擁有固定的戰(zhàn)略對話機制。如日美兩國政府戰(zhàn)略對話以美國務院和日本外務省為主體，最高層對話指副部長級和內閣成員級對話。此外，美日韓、美日澳等有三邊戰(zhàn)略對話機制。因而中國提議兩國應建立高級別戰(zhàn)略對話機制。

　　傅夢孜披露，中美、中日都開始了首輪戰(zhàn)略對話，美日外交部長及防長之間也有“2+2”，目前決策層背景濃厚的現(xiàn)代所正在推動未來“2+2+2”模式的中美日三方會談。

　　“危險地”搭建“增信釋疑”平臺

　　不久前，中日首輪戰(zhàn)略對話中，李肇星外長明確地向日本外務事務次官谷內正太郎表示，反對美日“2+2”戰(zhàn)略對話中將臺灣列為共同戰(zhàn)略目標，并倡議中美日三國加強戰(zhàn)略對話。

　　可見，剛剛起步的中美、中日“高層對話”還無法與美日盟友間“戰(zhàn)略對話”相提并論，各方在安全關切上有交叉點，更有不同點。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孫哲指出，中美日三邊關系目前處于不平衡狀態(tài)，中日不和可能會影響到美國在東亞的廣泛利益，因此美國也想更多介入中日之間。而三方會談，無論是學者層面還是決策層面，對中美日評估、處理三邊關系具有積極意義。臺海問題、東海問題、美在日駐軍問題，正是在這樣一些“危險地”更需要美日共同對中國做出說明。越是困難時期，就越能體現(xiàn)會談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