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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見欲眾，而采擇欲謹。 ——魏征　　

　　魏征（580～643）唐朝貞觀時名相

　　字玄成，唐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以剛直不阿、敢于進諫聞名，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有才干的諫臣。對于“貞觀之治”的形成和鞏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名臣魏征曾向唐太宗李世民上 過一篇《十漸不克疏》，認為隨著社會的穩(wěn)定，經(jīng)濟的發(fā)展，統(tǒng)治集團一度自我克制著的驕逸之情又逐漸暴露了。他由此提出嚴重警告：“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魏征的“四不”，是針對當時統(tǒng)治階層說的，但由于深刻觸及了人性的若干基本問題，對于今天處于領(lǐng)導地位的干部，仍不失其訓誡意義。

　　首先是“傲不可長”。驕傲在任何時候都是人的一種致命之癥，它對具有地位與權(quán)力的人又最具危險性。因為一旦染上驕傲，就自以為是，閉目塞聽，再聰明的人也要變得愚蠢。如果他有著權(quán)位，則會目空一切，群眾意見不屑聽，不同意見不能容，阿諛奉承之詞則競相而進，于是忘乎所以，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僅決策、辦事會屢屢失誤，而且本來和諧的人際（群眾）關(guān)系也會毀損。如魏征所說：“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憑借權(quán)勢待人以傲，難免眾叛親離的結(jié)局。然而人（尤其是“能人”）很容易犯驕傲，這種病又往往在不自覺中逐漸滋長，在環(huán)境順利與事業(yè)成功的條件下引起癌變，豈能不慎？

　　其次是“欲不可縱”。人不可能沒有欲求。人對自己的欲求，必須節(jié)制卻又不易節(jié)制。在封建社會里，統(tǒng)治階級的欲求就常常超出社會的承受能力，造成階級統(tǒng)治的崩潰，這是魏征強調(diào)“欲不可縱”的根本原因。今日中國握有權(quán)力的干部，面臨市場經(jīng)濟的物質(zhì)誘惑，也非常需要從思想到行動，警惕和防止任何形式的欲求過度。黨風政風是整個社會風氣的核心，如果廣大干部缺乏艱苦奮斗的精神，廉潔自律的作風，社會就難免一味追求享受的傾向，如何全面建設(shè)小康社會？如果干部的欲求膨脹，不僅大量破壞社會資源，而且嚴重影響與人民群眾的關(guān)系，那些一擲千金的形象工程就是明證，那些由于縱欲無度而身敗名裂的腐敗分子更是明證�？梢娮杂X節(jié)制欲求何等重要！

　　再次是“樂不可極”。求樂也是人的一種本能，但古人早就告誡我們：樂極生悲。 這個“樂”不單指聲色方面的感官享受，更包含滿足現(xiàn)狀、不思進取的理性麻木。這種樂極之人，必然喪失生命活力，即使危機四伏也視而不見，一旦危機迭起則無能為力。因此封建盛世的有識之士倡導居安思危，魏征曾對李世民說：“內(nèi)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他把居安思危視為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今日又逢盛世，為了抵制可怕的樂極，我們也要強化居安思危思想。不論取得的業(yè)績?nèi)绾魏甏�，都要以臨深履薄的心態(tài)，清醒地看到形勢的復雜多變，前途的艱難曲折，更要時刻關(guān)心廣大老百姓，尤其是他們的疾苦。只有常懷憂患，才不會樂而至極。

　　最后是“志不可滿”。人需要立志，即為實現(xiàn)一個理想而堅持奮斗。志與欲不同，孫中山先生勸導青年立志，說“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就是“志”，“要做大官”就是“欲”。 一個立志高遠的人，堅毅執(zhí)著地為宏偉目標而奮進不息，就能拒絕個人名利，不會沉湎于一時成就。一旦“志滿”，或目標降格以求，或不能與時俱進，傲、欲、樂之類就會乘虛而入。因此“志不可滿”乃是“四不”之綱。魏征之所以強調(diào)它，就是要求統(tǒng)治集團以盛世長存為目標，不要因為暫時利益而影響長遠。今日我們?nèi)�面建設(shè)小康社會、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比魏征之志不知崇高多少，任重而道遠，更不能目光短淺，滋長驕傲、放縱私欲、沉溺安樂了。

　　胡錦濤同志曾要求，各級領(lǐng)導干部應(yīng)當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魏征的“四不”，可以作為我們“修為政之德、思貪欲之害、懷律己之心”的一面歷史鏡子。

編輯 張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