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曝光度較高的公眾人物的多胎現(xiàn)象近來引起廣泛關注。如歌手韋唯、導演陳凱歌夫婦等育有多子的事情都廣為人知，并也曾引發(fā)對此現(xiàn)象的討論。
不少私營企業(yè)主也表現(xiàn)出了對生育多胎的興趣。據記者調查，在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份的一些經濟較發(fā)達地區(qū)，不少有一定產業(yè)的私營企業(yè)主就有生育多胎的情況。在培
養(yǎng)“事業(yè)接班人”的動機下，企業(yè)主往往堅持一定要兒子，有一個兒子還希望要兩個。即使是征收高額的社會撫養(yǎng)費，具有支付能力的他們也絲毫不在乎。浙江一個私營企業(yè)主，為了生一個男孩而支付了高達40萬元的社會撫養(yǎng)費。
高收入階層的特權及中國農村的超生現(xiàn)狀都暴露出一個事實：中國人口壓力依然嚴峻。
高收入階層的多胎路徑
不久前，一份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對策》的研究報告，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關注。由于被認為是引發(fā)新生兒性別失調的原因之一，計劃生育在成為基本國策22年后，再次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
有人因此而提出，人口數量控制不應再成為國家人口政策的重點。然而，調查表明，中國人口現(xiàn)狀依然十分嚴峻，國家人口壓力沉重，生育政策在決策和執(zhí)行中如有不慎，高懸于頂的人口利劍就會掉落，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目標可能會功虧一簣。
20多年計劃生育政策的執(zhí)行和宣傳，的確讓“控制人口”的思想很大程度地影響了人們。但是，一個僅僅執(zhí)行了20年的政策，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數千年來形成的生育觀念。
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周皓承認，目前中國民眾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導向之間仍然有相當大的差異，目前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下產生的，而并不是人們生育意愿的真實表現(xiàn)。
在執(zhí)行計劃生育多年后，人們的生育勢能實際上增大了，使得中國存在不少潛在生育人口。他們的生育意愿由于現(xiàn)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但一旦機會適宜，生育意愿變成實踐，生育率就會反彈。
雖然潛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處于生產力欠發(fā)達的農村，但據調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潛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視。
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的開展的“城鄉(xiāng)居民生育意愿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廣州、武漢、西安等地白領，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個百分點。另一個對上海年輕夫婦的調查也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年輕夫婦越來越想多要一個孩子。讓專家學者們吃驚的是，文化程度與經濟收入“雙高”的白領階層，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觀都是二胎或多胎，而且收入越高，對計劃生育政策的阻礙因素考慮的就越少。其中，喜愛孩子、希望孩子未來有兄弟姐妹等都是白領們想要多子女的原因。
當然，他們并沒有違反國家的生育政策，他們之中，或同境外人士結婚，或干脆自己就獲得了國外“綠卡”或國籍。北京市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人士就明確表示，對取得外國國籍以及嫁給外國人而仍然生活在國內的，生育多少胎根據所加入國籍及所嫁對象國籍的國家情況而定，國內計劃生育部門是不干涉的。另外，借出國機會在國外生育，令孩子自動獲得外國國籍以規(guī)避國內計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國政協(xié)人口資源環(huán)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科研所前所長李偉雄認為，介于目前高收入階層的人數較少，這樣不違法的“超生”在數量上對人口數量控制幾乎不會產生影響。但他也同時承認，由于高收入階層受社會關注度高，影響力大，很容易對普通民眾造成示范作用，破壞了政策法規(guī)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發(fā)局部事態(tài)失控。據了解，一些地區(qū)就是當地基層干部和企業(yè)主首先違反計生政策生多胎，引起超生現(xiàn)象開始在當地蔓延。
除了高收入人群外，農村一些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人們對生育的潛在要求也不小。在缺乏足夠社會保障的農村地區(qū)，“養(yǎng)兒”依然是農民“防老”的最佳選擇。最近，國家在四川、黑龍江、湖北等地推行計劃生育獎勵政策試點，采取的就是向農村獨生子女家庭、雙女兒家庭進行獎勵，讓這樣家庭的農民在年老后領取國家發(fā)放的“獎勵扶助金”，便是針對這一潛在人群采取的措施。
連生10胎超級家庭的“統(tǒng)計困惑”
在中國農村有這樣一個超生家庭的故事。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表了《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信中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響應國務院的號召：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豆_信》被看作是中國人口政策轉變的重要標志，之后，計劃生育開始加速走向前臺，并于兩年后的中共十二大上被確定為基本國策。
就在《公開信》發(fā)表的第二年，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的村民王容（化名）夫婦的大女兒小雨出生了，求子心切的他們沒有遵照當時計生政策要求，相隔四年再生第二胎，而是于兩年后就生下了二女兒小燕�！拔覀儾皇遣恢勒�，但農村和城市不一樣啊，要是沒個小子（兒子），老了誰來養(yǎng)我們？受了欺負怎么辦？我跟孩兒他娘商量了，不管怎么樣都得要個小子�！蓖跞菰诨貞�20多年前作決定時這樣說道。
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的王容夫婦受到了當地計生部門的處罰，但這并沒有阻礙他們要個“小子”的決心。從1981后的12年里，王容家?guī)缀趺磕甓加幸粋�孩子出生，一直持續(xù)到他們的第10個孩子，也是他們唯一的兒子于1993年出生后才告結束。
和多數城市居民一樣，記者剛了解到王容家的情況時，也是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這樣的“超級家庭”似乎更應該出現(xiàn)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而非實行了20多年計劃生育政策的今天。
其實感到驚訝的不僅僅是像記者這樣的外行人，當把王容家的情況告訴接受記者采訪的人口學專家時，他們也表現(xiàn)出了難以置信的神色，表示也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案例。
專家們將王容家的情況稱之為“極端個例”，他們強調，計劃生育政策實行以來，全國大多數的家庭都是按照國家政策規(guī)定生育孩子的，國家統(tǒng)計和他們調研的結果都顯示，目前在全國范圍內未出現(xiàn)大規(guī)模嚴重超生現(xiàn)象。專家們談到王容家時認為他們家“太特別了�！�
按照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數據，2000年全國合計的計生率為94.64%，也就是說，全國僅有5％的家庭存在超生情況。但這卻與人們在平常生活中的經驗不相一致。記者的同事中凡有親戚在農村中的，同村中幾乎都有超生家庭，有的地區(qū)的超生家庭比例超過一半。而從普通市民接觸到的一些從農村來城市的打工人員中，自己家里或親戚家里有三個甚至更多孩子的情況也比比皆是。
媒體雖然直接報道超生現(xiàn)象并不多見，但不難從一些新聞的側面發(fā)現(xiàn)問題。不少見諸于報刊電視的扶助貧困學生的新聞中，就可以發(fā)現(xiàn)超生家庭，這甚至在報紙和網絡上引發(fā)了讀者關于“是否應當幫助超生家庭”的討論。中國青年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看看他們——北京100個外來貧困農民家庭》一書，在新浪網上連載后影響不小，而其中描述的貧困家庭中，大多數都有3個或更多孩子。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段世榮教授介紹，他們以往對北京市一些打工子弟學校的調研表明，有2/3的家中有2個或更多的兄弟姐妹。
由于不可能進行大規(guī)模的調查，憑借生活經驗判斷的人們就會感到困惑，為什么超生似乎并不如統(tǒng)計數據表明的那樣。人們不禁要問，透過層層的現(xiàn)象和數據，計劃生育政策下的超生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超生人口比例可能高達20%至30%
中國的超生人口究竟有多少？這個問題對了解目前中國人口的現(xiàn)狀至關重要。
在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官方網站上發(fā)布著多個統(tǒng)計結果，但是記者沒有在其中找到超生人口的有關數據。而在各地方上的計生部門網站上，也沒有找到類似的數據。
其實這不難理解，由于計生工作在對地方政府工作的評價中具有“一票否決”的特點，所以地方政府對于當地計生工作的效果相當敏感，記者聯(lián)系了幾個省區(qū)的計生部門，也同樣無法得到當地近期的超生統(tǒng)計，即使是王容家所在的地區(qū)，接電話的工作人員也矢口否認當地存在嚴重的超生情況。
第一手的數據無法得到，記者只有求助于從其他數據來推算結果了。
從原國家計生委發(fā)布的《2000年統(tǒng)計年度各孩次出生數》中可以了解到，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所在家庭中已有兩個或更多孩子的為20萬人，考慮少數民族當年出生約10萬人左右，再加上補報出生的36萬人（多為多胎家庭人口），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超生人口”不會超過50萬人，不到當年出生總人口的3％。
但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探究這個問題，總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標之一。通俗的說，就是指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數，它能夠很好地說明婦女現(xiàn)在究竟生育多少孩子。從長期看，要穩(wěn)定保持人口數量，總和生育率的理論值應在2.1左右，也就是每家生育兩個孩子。
另一個概念是政策生育率，也就是按生育政策執(zhí)行后的總和生育率。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要求可以概括為“城市一胎制、農村一個半，少數民族更多”。所謂“農村一個半”，就是允許農村家庭在生了一個女孩之后還可以再生第二個的政策。如果嚴格按照計生政策執(zhí)行，由于中國人口中農民占到了大多數，城市的獨生子女和少數民族的多胎相互抵消，可以得到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的理論值——即政策生育率應在1.55至1.56左右。
國家統(tǒng)計局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算得中國當年的人口總和生育率是1.22。這個數據在當時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因為這意味著中國2/3左右家庭為1個孩子。國家計生委后又根據衛(wèi)生、教育等部門提供的數據，將總和生育率調整為1.78。今年7月15日國務院新聞發(fā)布會上，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白鴿提到的1.8的總和生育率即來源于此。
1.8自然是大于1.55的，也就是說，有一部分的實際出生人口并不符合國家的計生政策，屬于“超生人口”范圍。人口學專家根據總和生育率的實際值與政策值之差估計，每年大約在二三百萬人的規(guī)模。按照2002年中國出生1600萬人口計算，當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間。如果計算20世紀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約在3000萬的規(guī)模。
全國政協(xié)人口資源環(huán)境委員會副主任李偉雄不贊成這個數字，他表示，由于各地的地方性政策以前并不完善，并不是所有地區(qū)都嚴格執(zhí)行國家政策的。如廣東省，原來一直以來執(zhí)行的是“農村兩孩”政策，在最近才調整為同全國一樣的“一個半”，其他也有一些地方在農村執(zhí)行的是“二胎制”，所以必然造成前期的總和生育率較高。但李偉雄沒有表示自己對“超生人口”規(guī)模的估計。
這個數據得到了山西省情況的支持，據《山西商報》報道，山西省每年40萬至50萬左右新生兒中，80％以上為符合政策的合法生育，其余多為超生。也就是說，山西省的超生比例也接近20%。
由于超生現(xiàn)象多發(fā)生在農村，所以對于占中國70％的農村人口來說，超生人口的比例可能高達20％至30％。這個數字應當足以讓人們感到事態(tài)的嚴重性。
“16億”上限能否限得住
2000年12月5日國務院發(fā)表的《中國二十一世紀人口與發(fā)展白皮書》，是中國政府新世紀關于中國人口發(fā)展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明確提出了未來人口的控制目標是：2005年控制在13.3億以內，2010年控制在14億，在2030年前后，人口總數達到15億至16億的頂峰后開始回落，16億也被普遍接受為中國人口增長的上限。
但是，這個目標的實現(xiàn)，是基于在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執(zhí)行下，人口增長速度能夠按計劃的逐年下降直至停止。如果人口的增長超出了預計的范圍，中國人口的上限就將成為一個變數。
計生國策執(zhí)行22年中，中國自身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與20多年前大不相同了。人們似乎開始淡忘曾經的“人口警示”，樂觀情緒再次在社會上彌漫，一些觀點針對出生兒性別失衡、人口老齡化等問題，認為在中國人口低生育率的情況下，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已過時”，應當“根據時代的特點進行調整”，“著重考慮人性化的要求”，“人口數量控制應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西方媒體攻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據，就是計劃生育政策“侵犯人的生育權”。然而，在巨大的人口壓力面前，生存權和生育權孰重孰輕，卻是他們所忽略的。在最近兩百年的歷史中經歷過多次人口迅速膨脹的中國，任何對人口的警世危言都不應理解為空穴來風。
早在20世紀初期，抱著救國存亡思想的人們，就曾經爆發(fā)過“人口過多是否是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的爭論。當時有人提出問題：中國的適度人口是多少？時至今日，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仍有爭論，一種觀點認為，人口降至7億以下，對于中國的土地、資源和環(huán)境來說更為適宜。有學者進而提出，與美國相仿，中國的人口在2億至4億的規(guī)模最為合適。
但現(xiàn)實是中國現(xiàn)在以及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有限的國土上都將承載高于理論適度值2到8倍的人口。我們往往問得更多的是，中國能承載多少人口。雖然我國現(xiàn)在已經進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長率的“雙低”期，但由于人口基數大，適齡人口巨大，人口數量還將持續(xù)增長。到21世紀20－40年代中國將相繼進入人口三大高峰：總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達到15億；勞動年齡人口在2020年達到10億；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將達到3億以上。
對社會來說，這三大高峰的來臨意味著，即使保持著計生政策的有效執(zhí)行和經濟的高速發(fā)展，中國也并不會感到人口壓力的緩解。在住房、教育、就業(yè)、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多方面的緊張狀況將長期化�！半s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雖然隨著科技的提高，中國在未來基本不會出現(xiàn)糧食危機。但過快增長的人口，會打破人口、耕地和糧食之間的微妙平衡，加大對糧食生產的壓力。
持續(xù)的人口壓力對中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同樣是一場考驗：眾所周知的是，我國人均國土面積、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淡水資源、人均森林資源、人均礦產資源、人均消耗能源等等都由于人口基數的龐大，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6。近兩年來，高速發(fā)展的中國經濟消耗了大量資源，也給國人展現(xiàn)了一個事實，中國的“物”并不“博”。據了解，目前中國的大多數原材料均不能自給，其中石油、鐵礦石等基礎原料的對外依賴型越來越大。另外，多次發(fā)生的黃河斷流、長江洪澇、淮河污染等事件，也正是人口密度過大，對自然界過度侵奪的最好證明。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的研究表明，中國各個省份中，四川、河南、河北、陜西、山西等13個省區(qū)，相對于經濟、資源承載力而言，人口呈不同程度的超載狀態(tài)。而對上海、浙江、廣東、福建等較發(fā)達地區(qū)來說，人口雖然仍在經濟承載能力內，但相對當地資源來說已明顯超載。
城市化本來是解決農村剩余人口的手段之一，但過度的人口也令迅速擴大的城市不堪重負，首都經貿大學推出的《北京市人口合理規(guī)模研究》中指出，北京市人口規(guī)模最大承載力在1500~1600萬人，在無人口遷移的情況下，北京市未來人口將于2007年達到峰值，但如果計算上外來遷徙人口，目前北京已經接近了報告中的人口峰值。北京是世界上嚴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資源量不足300m3，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8。世界人均水平的1/30，過度的人口規(guī)模使北京缺水問題雪上加霜。另外，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惡化嚴重影響著首都人口的生活質量。
不難看出，龐大的人口數量仍然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如同懸掛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威脅著迅速向前發(fā)展的中國。在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下減緩的人口增長，依然保持著不小的反彈勢能。如果在生育政策的決策和執(zhí)行上不能把握住關鍵問題，就可能帶來人口政策的倒退甚至失控。那么，中國經濟和社會來之不易的任何進步，都有可能被不斷增加的人口分母所消耗。利劍落下，斬斷的將可能是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希望。
2003年11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說，“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小數目�！币痪湓�，概括了中國人口問題的實質。
陜西省岐山縣新生兒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其中計劃內二胎新生兒男女性別比高達253.5：100，而青化鎮(zhèn)南陽村、焦六村、孫家村，蒲村鎮(zhèn)魯家莊村，鳳鳴鎮(zhèn)陵頭村，雍川鎮(zhèn)脫家原村、小營村等7個村自2001年起連續(xù)三年間出生的計劃內二胎竟沒有一個女孩。從全縣14個鄉(xiāng)鎮(zhèn)出生性別比例情況看，高于全縣平均水平的9個鄉(xiāng)鎮(zhèn)。有29個村連續(xù)三年計劃內二胎出生性別比高于全縣平均水平并且呈逐年上升趨勢。（作者:勾曉峰
林郁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