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韻

　　算起來，在《天涯》，我已發(fā)表了不少作品，計有3部中篇小說，一篇較長的《田野札記》（寫《田野札記》我這還是第一回），還有一篇講演稿，我是個很低產(chǎn)的作家，自上世紀末至今，我發(fā)在《天涯》上的中篇小說已占到我創(chuàng)作量的一半。這樣強調(diào)，是想說，和《天涯》，我們彼此有著一種令人愉快和踏實的信賴與信任。

　　我喜歡《天涯》，首先，是它不擺架子。它不是一個虛榮的刊物。比如，就像這次，蔣子丹約我寫這篇文章，我在電話中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應該請個重量級的人來寫。”子丹立即回答，“你就是重量級的。”我一震。事后想想，這就是《天涯》的風格，它懂得怎樣尊重作家，而且，它尊重的是一個人，不是一個人的名聲。

　　不虛榮，其實，不那么容易，除非你特別自信。就像時下有些刊物，聲勢造得很大，口氣很大，可你不知為什么就覺得它底虛。一個底虛的人，一個底虛的刊物，還特別容易表現(xiàn)出狂妄和傲慢，這一類常見的缺點，《天涯》都沒有。

　　我很喜歡《天涯》關(guān)于作者的“簡介”，是真正名副其實的“簡”：某某某，作家，或者，學者，現(xiàn)居何處，主要著作有，什么什么，什么。寥寥數(shù)語，清晰暢曉。這種“天涯式”的介紹版本，如今也慢慢流行開來，被許多家刊物所仿效。只不過，仿效得不算徹底，有一點小小的改變，那就是往往要多添加兩個字，在某些名字之后，“作家、學者”前面，加一個修飾詞——著名。而《天涯》，是從不要這個修飾詞的。在《天涯》，所有的書寫者，所有的名字，都有著同樣的、平等的平民的氣息，樸素，卻尊貴。

　　我還喜歡它的欄目設置，比如“作家立場”，真是開宗明義。我們這個時代，物欲橫流，精神的沙漠淹沒和吞噬著一切。曾幾何時，一個作家，一個書寫者，假如不戲稱自己是個“碼字兒”的，就有被看作是“假正經(jīng)”的危險。古希臘有兩句詩，“我憑烙印識駿馬，我憑眼色識情郎”，而時下聰明的讀書人則是以會不會自輕自賤、自我嘲諷、“千萬別把自己當人”，或者，撇撇嘴罵罵魯迅等作為識別同類的標識。稱自己為“作家”，且有是非分明的“立場”，是需要一些逆潮流的勇氣的。

　　可它又從不標榜自己勇敢和“獨樹一幟”，它從不說嚇人的“大話”，也不提聳人聽聞的文學口號。它有著一種我們這浮華時代所缺少的沉思和審視的品質(zhì)，以及，理性的光芒。這使它吸引了那些仍舊在沉默中思想的人們，他們星散在大陸的各個角落，它如同島嶼一樣使他們越過瓊州海峽在《天涯》聚攏。它又有著“若比鄰”的貼己和貼心，可以讓所有的老百姓、普通人，在它首創(chuàng)的“民間語文”中講述一段難忘的經(jīng)歷，披露一段日記，或出示一封家書。它一點一滴地為一個民族保存、書寫著自己的“民間歷史”。它的眼睛，常常又總是越過那些光芒萬丈的當代英雄、成功人士、白領小資，投向社會的最底層，投向另一些人群，那些活著就像啞巴一樣發(fā)不出聲音的卑微的生命，比如那些背井離鄉(xiāng)的民工，那些因為惡劣的條件在火海中喪生、在礦井下遇難、無聲無息湮滅的草根階級。它當然不是自封為誰的代言人，可它至少做到了一點，那就是告訴人們，在今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得那么自私和毫無心肝。

　　我不愿意給《天涯》貼任何的標簽。在我眼里，標簽永遠是一種死掉的東西。我倒寧愿用另外的比喻，有時我倒覺得它好像一種動物，比如，大象，食草，天性善良，如同島嶼一般沉穩(wěn)、尊嚴。這大概是它從本質(zhì)上吸引我的原因（我害怕所有貪婪的兇猛的食肉者），我覺得一本刊物和一個人一樣，是有品性的。善良而尊嚴，當是一種境界，還有著難以言傳的美感。